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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培根说的，时间乃是最大的革新家。2017年，人教社建社67周年。67年来，人教社的路，是无数个“人教先生”一锄一铲开掘出来的。12月1日是人教社67岁的生日，为此，我们在微信上开辟 “人教先生”纪念专栏，我们希望通过一篇篇文章回望过去，跟您念叨念叨那些曾经在人教社挥洒过青春与汗水、在各行各业烙下姓名的老先生们。

本期“人教先生”专题介绍的是吴伯箫先生。吴伯箫是著名的散文家，1954年奉调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负责领导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

请跟随我们的文字一起，走近吴伯箫的文学世界。（看到文末的你，都有机会领福利哦）

纺车散文家——吴伯箫

我知道吴伯箫，自然是因为在中学课堂里读了他的散文《记一辆纺车》。一个作家，当他的文章有幸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知名度的扩张速度和规模都将使难以估量的。因为几乎整整一代的国人，将会深深地把他们镌刻在记忆里。

吴伯箫的文章，先后被选进各个版本各类中小学教科书（包括职教、幼教教材和阅读课本），大致有《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难老泉》《猎户》《歌声》《早》《窑洞风景》等。其中，影响最大，在课本上停留最长的当属《记一辆纺车》，前后延续近30多年。当他在1982年因病去世时，诗人刘国正先生曾赋诗悼念，形容其为“青衿堪慰八千万，岁岁深情诵纺车”，文章影响之巨大可见一斑。如果说，戴望舒被称作“雨巷诗人”，吴伯箫也似乎可以被称为“纺车散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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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辆纺车》创作于1960年左右，当时，他年过五旬，正是“人文俱老”的年龄，这篇文章体现着吴伯箫一生散文写作的最佳状态。

吴伯箫，原名吴熙成，1906年出生于山东莱芜吴家花园的一个开明士绅之家。青年时代，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与老舍、王统照、闻一多、洪深、臧克家等人相从甚密，经常聚会交流，相互唱和，逐渐成为30年代北方较有影响力的青年散文家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吴伯箫与当时众多爱国热血青年一样，冲破重重阻隔来到民族希望之所在——陕北延安。从1938至1945年，吴伯箫只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不到8年。但这八年，无论对于他的人，还是文，都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其中，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观念、审美情趣，都是一次深触灵魂的洗礼。

在这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指出，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包括一切革命工作者首先要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及文艺观。

终其一生，吴伯箫都坚持这样的认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文学创作的分水岭”。

 像纺线一样写作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会拧成绳，线会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练的技巧，可不简单，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下一番工夫。”

——《记一辆纺车》

读吴伯箫的这些文字，尤其是《北极星》这个时期的文章，初觉好懂、平实、亲切，似乎写来毫不着力。从一个人教社教科书编辑的眼光看，吴伯箫的文字几乎就是可以不用编辑加工的教科书语言，最为接近人教社创始人叶圣陶所提倡的“写文章就是写话”。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
    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

——《菜园小记》

你以为这是吴伯箫一贯的风格么，那就错了。青年时代的吴伯箫，那也是一个崇尚华美和个性张扬、才气外溢的都市文人。且看其文：

忆昔初来时候，地疏人生，寂寞胜过辛苦，常常躲着失眠，于静穆的晨钟声里起个绝早，去对着那茫无涯际的一抹汪洋，恭候日出，等羲和驾前的黎明；带便看看变幻万千的朝霭，金光耀眼的于干净净的沙上，晒太阳，听海啸，无目的地期待从那里开来的一只兵舰，或一只商船；悄悄地玩味着那船头冲击的叠浪，烟囱上掠了长风飘去的黑烟。我也曾于傍晚时分，趁夕阳无限好，去看看落霞与孤骛：就这样辗转相因，与海结了不解缘，爱了海。

——《海》，写于1934年

这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吴伯箫。

那时，他正是中国北方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山东，同时，他逐步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有闻一多、梁实秋、李广田、杨振声、臧克家、洪深、老舍、王统照……

在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下，吴伯箫的写作技巧日益娴熟，文章不断在北京、上海的都市报刊上发表，逐渐成为30年代中前期白话散文的代表人物。

喜欢夜街头憧憧的人影。喜欢空寂的屋里荧然的孤灯。喜欢凉凉秋夜唳空的过雁。喜欢江船上眠愁的旅客谛听夜半钟声。喜欢惊涛拍岸的海啸未央夜还訇磕的回应着远山近山。喜欢使祖逖拔剑起舞的阵阵鸡鸣。喜欢僻街穷巷黑阴里接二连三的汪汪犬吠。

——《夜谈》，写作于三十年代初期，青岛

他这时候的文字，明显带有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的痕迹，文白夹杂，节奏跳跃，注重辞藻修饰。排比如诗一样的华丽文句，是这时候“吴式散文”的一大特点。

但是30年代的中国大地，正是处于民族危亡的火山口上，国家千疮百孔，侵略者的铁骑正动地而来。在吴伯箫这时候的文字中，我们也能明显这个青年心中总有一种勃发的不平之气在激荡和冲撞。

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的马前卒”

——《灯笼》

“唉，说什么，朋友，我还是没见过长城，在恨着自己，不能像大鹏鸟插翅飞去，在恨着自己，摆不脱蜗牛似的蹊径，和周身无名的链锁。”“长城，登临匪摇，愿尔为祖国屏障，状起胆来！”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燃遍了华北大地。吴伯箫决然地摆脱“周身无名的链锁”，带领自己所担任校长的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于1938年秋一起奔赴了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时代的吴伯箫，曾到晋东南抗日前线做过战地记者。在晋东南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吴伯箫第一次置身于血淋淋的战场，与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起急促的呼吸。每天不停息的穿行于敌我交错的游击地区、采访各方人士，宿营就立刻挑灯夜战，赶写通讯报道，第二天就交付邮寄，尽早刊布。

“一次胜利的战斗，一片瓦砾的血污战场，一个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的故事，都是应当如实纪录的素材”。这些文字，写作时往往是急就章，只希望它们像一把把仓促投掷出的“短刀匕首”，在全国抗战的氛围中有所功效。

在路上听说漫流河有社戏。漫流河离神头只三里，绕路并不绕远，我们就先扑向漫流河听戏去。一路村子数来，老雕窠，王家庄，漫流河；老百姓都是当时战斗当中抬过伤兵、运过胜利品的。他们有的吃过日本饼干，有的穿过黄呢子大衣，人人口里都演义得出几件悲欢故事，房子被日本鬼烧了，他们便焚毁了日本鬼的汽车，驴子被日本鬼子牵走了，他们便夺来日本鬼的马匹。红缨枪换成了左轮子，八音子。王家油坊一所深深的窑洞里敌人用机关枪扫杀了三十四人，也是王家油坊一家木匠铺在十六日半夜卖给了敌人二百四十个装尸灰的箱子。

——《神头岭》

这些战地通讯，吴伯箫大多辗转地寄给了重庆的老舍先生，通过他发表在《抗战文艺》上，让很多后方民众知道了华北前线殊死斗争的真相。

这些战地通讯，以及回延安后采集全国各地根据地抗战事迹写就的一些文字（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潞州风物》《红黑点》两书），少了很多个人感伤的自叹自怜，有的只是对于侵略者暴行的直白仇恨，和描绘大小战役获胜时的喜悦和激昂。手中的笔不再是单单属于他个人，而是服务于事关民族危亡的这场伟大的抗争。

40年代的延安老照片

1942年5月16日，当时正在边区教育厅工作的吴伯箫列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多年以后，吴伯箫还难以压抑初听《讲话》时的震撼：

“象拨开云雾见晴天一样，心里豁然开朗。”

“多少年的纷纭议论, 多少文艺理论家的左右寻索, 毛泽东同志几句话就指点明白了……”

从那一刻开始，吴伯箫就“ 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写作上走新路”，他翻过了自己文学生命的“分水岭”，来到了别开生面的另一片天地。受过“延安精神”洗礼之后的吴伯箫，在文学创作形式上重新树立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即整洁、朴素、自然、简约，取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美。

1945年，吴伯箫受组织的派遣离开延安，开始了频繁的工作调动，先后在张家口、佳木斯、吉林、长春等东北各地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在1953年，回到了自己接受大学教育的城市——北京，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与叶圣陶等一批教育家、文学家一起编写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

一直到1961－1963数年间，他的写作激情又一次迸发，陆续有了《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系列回忆延安生活的散文名篇。

那一缕浓浓的延安情

延安，这个西北穷荒一隅的小城，在抗战时期成为众多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心中的自由圣地。他们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络绎不绝地奔赴向宝塔山前，投入一座精神的熔炉，在物质的极度清贫中享受着人生最充实的时光。后来，无论他们身处何地、官位多高，似乎每个人心里都藏有一段沉甸甸的“延安情结”，有机会总要抒发一下。

     “回到延安写战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现实生活，有的是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的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写前天，二十年后写二十年前。……《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如果从物质生活的角度说来，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延安，由于华北日军的残酷进攻、国民党政权的层层封锁加之华北地区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可谓是缺衣断粮。于是，像吴伯箫这样来自城市的文艺工作者、政府和机关文职人员，也要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间隙，扛起锄头、支开纺车在干旱的黄土地上，解决自己的衣食难题，艰辛和狼狈是可以想象的。但在吴伯箫的笔下，种地、纺线这两种最家常和最有泥土气息的农活，传递美的享受丝毫不输于很多传世的艺术精品：

“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记一辆纺车》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选择性的回忆，其实并非真的忘却了那些苦的体验，而是寄托着作者更深层的寓意。

延安纺车照片

正如吴伯箫自己所说，60年代初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年轻的新中国上空弥漫着阴霾，他希望在自己的文章中，能够写出四十年代延安军民“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着力渲染在身处逆境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与坚韧，为在现实中艰难奋战的人民增添精神上的温暖和动力。用时下的图书分类，它们都是“励志类”的主旋律作品。

除了以上“教科书”式的原因，在这些文字中，是否还有一些言犹未尽的东西呢？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

——《记一辆纺车》

无论是《纺车》，还是《菜园小记》《窑洞风景》《延安的歌声》，我能从字里行间嗅到到暖暖的人情味，一种很简单、真诚、很让人适意的人际关系。大家一起睡土炕、住窑洞，呼吸黄土、身穿粗布、吞咽着山药蛋，他们每天却可以唱着歌过日子。延安的歌声在吴伯箫的记忆里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

——《延安的歌声》

吴伯箫无限恋念的“延安歌声”，几乎是每一个从延安下来的知识分子都津津乐道的。我在一本《延安鲁艺回忆录》的书中，也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当年的延安，从清晨到夜晚，漫山遍野到处都有歌声在飞扬回荡。延安因而号称‘歌咏城’……个体的微弱声音汇入、混合在强大的众声之中，从而在雄伟的气势和宏大的音量中，每个人都感到了集体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成为集体一员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李士钊(左一)与王祝晨之子王浩(左三)、吴伯箫(左四)等人合影于北京臧克家(左二)门前(西四赵堂子胡同)

青衿堪慰八千万，岁岁深情诵《纺车》

这个团结如一人的“集体”，从偏僻的延安迅速壮大起来，唱着《三八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东方红》，摧枯拉朽的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地区，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建立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人民的政权。这其中，就有吴伯箫的身影。

1954年，作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有着延安生活经历的革命干部，又是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吴伯箫奉调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具体负责领导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

据刘国正先生撰文回忆，吴伯箫在人教社工作30年，“花的时间最长，耗的精力最多，同他的志趣最相符，给他的打击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学施行文学、汉语分科的教学改革。”把大家熟知的语文课，分设为文学、汉语两门课程，使用两种不同的教科书，历史上的这一段故事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并关注。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可是全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吴伯箫照片

因为学习苏联母语教育将文学和语法分开教学的经验，从1953年左右开始，中国教育界就开始酝酿这件事情。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最高领袖毛泽东也亲自过问过，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亲自主抓，教育部副部长、著名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挂帅，这样一个阵容和架势不可谓不大。汉语这套班子，由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领衔，集合了一群中青年语言文字学家。文学这班人马也不弱，专门将吴伯箫从东北调来主事，同时调入的还有文学史专家张毕来先生、学者冯锺芸、王微、蔡超尘等人。

1955年，吴伯箫（右三）陪同叶圣陶(右五)等人接待苏联教育专家团

对于正值盛年的吴伯箫来说，这项任务是一次挑战也是一项使命。他调来人教社之后，就和叶圣陶等老专家密切配合，投入到《文学》教材繁重的选编工作中。比如编辑初选的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等文字，他都一一亲自审阅，经他同意再送叶老审定。

他不光审阅，还自己推荐课文。他推荐的课文，不是在书本或报刊上标出所选的文章给大家看，而是亲自抄写一遍，用毛笔写成优美的行楷。白天繁忙无暇，抄写在深夜。他的办公室夜夜灯火，有时亮到天明。他工作或写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他笑着说，早晨用冷水洗个脸就精神了。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文学》课本，一共12册，都编出了初稿。又经过一两年的小范围试用试教，反响普遍良好。根据实验反馈情况，又经过了认真的修改，送呈教育部做最后审查，就等着一道令下全国铺开使用了。在庆祝修订完成的晚宴上，叶圣陶、吴伯箫和一起奋斗两年多的同事们都开怀畅饮了，一醉而归。

可是，这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在悄然入冬了。

符罗飞作品·50年代的《反右会议》

送审的《汉语》《文学》教科书犹如石沉大海，悄无声息。反而从不同的途径，传来了中央高层对《汉语》《文学》分科改革越来越明显的反对声，反对最激烈的除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之外，还有中共元老级人物康生等重量级人物。他们对送审的《文学》《汉语》课本横加指责，罗织了很多罪名。起初积极参与其事的胡乔木、周扬等中央“次”高层三缄其口，噤若寒蝉。于是文学、汉语分科改革的命运急转直下、举步维艰，终于在1958年由中央下令停止使用大纲与教材。

一场通过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议定并动员了全国数百名专家、学者集体攻关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夭折。用刘国正的话说“美丽的维纳斯不仅断臂而且香消玉殒了！这场大起大落的灾变是异乎寻常的，它违反党内生活常规，也违反工作的正常程序，居然如霹雳坠地，轰然爆发，并且中央从此不出面过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是不解之谜。”

这场巨大的“灾变”对于吴伯箫精神的打击无疑是沉痛和持久的。多年来，他习惯生活在这个团结得像一个人、不断高唱战歌带领劳苦大众获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集体”中，但冷酷的现实却让他的信仰几乎要为之动摇。他不能容忍，如此出尔反尔怎么是延安时代那个深孚众望的组织呢，如此随意的“恶意中伤”怎么可以是昔日亲如一家人的“同志”呢？他公开表示不服，也就理所当然遭到了集体的批判，调子是“以专家自居，同党分庭抗礼”。

在一次专门针对吴伯箫的批判会上，他忽然挺身站起，一手高举中央文件(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胡乔木的报告)，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陆部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我这个文件也是来自中央，到底哪个是中央，我们应该执行哪个中央的指示?” 这样不合时宜的耿直态度，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自然是难以有好的结局，这也给他在十年“文革”期间被政治审查并无情开除党籍，埋下了伏笔。

随后几年的一系列事情，更让吴伯箫看不懂了。反右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60年全国大饥馑……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政坛，真正是时时笼罩着不测风云。“斗争哲学”的毒汁侵蚀到整个党组织的骨髓，中央核心层的分歧和倾轧愈发明显，往日朝夕相处的“同志”之间，也开始蜕去“温情”的面纱，相互告发、攻讦，批判和整治。吴伯箫延安时代的老战友，人教社副社长辛安亭就是由于这时候发表了对于“人民公社”的真相调查意见，受到批判和排挤，在1963年不得不失意地远走西北。

我们有理由相信，沉痛之余，吴伯箫会倍加思念二十年前的那个延安，那个肉体清苦精神却时时愉悦的延安。三五之夜，秋凉如水，他枯坐在京城一隅的小院里，想起了遗落在延安的那架纺车，怀念夏夜里在小菜园里交谈、吸烟的同志和战友，想起那些在黄土沟壑里回荡的歌声，他的心潮是难以平静的。似乎唯有沉浸在这些温暖的回忆里，他那颗白日里敏感烧灼的心才能获得片刻舒缓。岑寂的深夜里，他随口轻吟依然还是那些久违而熟悉的旋律：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

努力苦干努力苦干，

——《生产大合唱》

1961年前后，吴伯箫写出了《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一系列回忆延安的散文名篇，后结集成《北极星》一书出版行世。1961年3月，《记一辆纺车》发表在的《人民日报》上，随即就被选录进中学语文教科书，一直沿用到90年代中期。前后越三十年，读过它的人少说也要超过一个亿吧，未来还会有多少呢，谁也说不清楚。

 “青衿堪慰八千万，岁岁深情诵纺车”，因为亿万学子的吟诵，吴伯箫笔下的“延安”将永远伴随着纺车的转动植根在这个民族的记忆里，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将永远有吴伯箫这位“纺车散文家”的一席之地。 

吴伯箫雕像

福

利

时

间

你们学过《记一辆纺车》这篇课文吗？

吴伯箫的其他课文《菜园小记》《难老泉》《猎户》《歌声》《早》《窑洞风景》，你们学过几篇？

人教社的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想对人教社、人教先生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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